首先，金永鍵在雖是日本國籍，但除了在日本的學術期刊上發表之外，並不是使用日語發音「Kin Ei-Ken」的名字，而是使用韓國名「Kim Yung-kun」來發表文章。再者，製作日本和韓國相關圖書目錄時，因1910 年日本合併了韓國之後，「漢城」的地名改為「京城」，金永鍵因而一律改為「Seoul」來做標記。同時，出版年度的標記上，不使用日本的「大正」及「昭和」的年號，而只使用西曆年做標記。這些例子顯示，金永鍵在離開殖民地的祖國，至少在河內的自由環境中，可以間接的努力表現出韓國人的民族主義。
金永鍵的越南研究，可追溯到1932 年左右。1932年7 月，金永鍵介紹法國遠東學院的發展過程及近況，1934 年10 月在『靑年朝鮮』發表「東洋學史論」，言及東洋學中的中國學，印度支那學，及印度學的重要性，為了理解印度支那文化，主張必要仔細的檢討印度文化及中國文化的二大要素［金J 1932: 125–135; 金K 1934: 17–19］。這個觀點，反映了法國遠東學院研究員的研究的方向，而後金永鍵的越南研究，更具體的在韓國宣傳越南。
 |
| 創立於1920年 4月 1日的東亞日報,至今仍為韓國重要的日報 |
首先，1936 年7 月1 日及12 日，在『東亞日報』連載以「安南遊記」為題的7 編系列報導。1 日和2 日發表「安南遊記：安南의 文壇」［安南遊記：安南的文壇］，首先說明越語發展的過程，並論述越南文壇的情況。對金永鍵而言，「安南語」和中文同樣是單音節語言，越南的官方語言喃（Nôm）語最為相似，並舉列詳細說明。如越語「三」這個字讀音是（ba），以「巴」表音，「三」表義，將二個字合起來書寫就成為三的意思 。再者，介紹喃語的代表性作品『金雲翹』。
 |
| 南風雜誌1917年第一期 |
同時，介紹發展及統一越語羅馬拼音表記國語（quốc ngữ）的重要人物范瓊（Phạm Quỳnh）的［南風］雜誌，著名的法語翻譯家阮文榮（Nguyễn Văn Vĩnh），黎懙（Lê Dư）：以活躍於文壇的漢學者，更言及年輕的文人們所組成的「自力文壇」的活動，及越南的演劇藝術文化。
 |
| 范瓊--南風雜誌的主筆 |
 |
| 阮文榮, 重要的法語翻譯者 |
金永鍵在『朝鮮日報』也作了相同的越南介紹。1937 年2 月14 日開始至19日止，分五次刊登在「安南通信」，為了引發讀者的興趣，描述始於中國的炎帝・神農氏至越南建國的神話故事。
 |
| 張登桂像 |
此外，金永鍵在河內期間累積了相當的越南知識，相繼發表了越南和日本關係史領域的正式研究成果。其最顯著的例子，當以1936 年11 月發表的「日本見聞録について」（日本見聞錄）為例（『民族學研究』第2 卷第1 号）。述及農曆1815 年4 月鄧有杯（Đặng Hữu Bôi）及 阮惟寶（Nguyễn Duy Bảo）等人，由西貢出發到順化的途中，遇到風浪，漂流到日本九州的某處，記錄了在當地見到的各種風俗，制度，文物等文章。1828 年，朝廷官吏張登桂（Trương Đăng Quế）以『日本見聞錄』為題，再度整理的成抄本。金永鍵發現了在法國遠東學院保存的8張小抄本，標上標點符號，並且翻譯成日本語［松本 1936: 66–67］。
另一方面，有關日本人的越南渡航記錄，1937 年8 月，在『歷史學硏究』發表「雲屯と日本人」（雲屯和日本人）的論文。金永鍵依據Gustave Dumoutier在1895 年的
Bulletin de géographie historique et descriptive（Paris, vol. 10）上所發表之“Les comptoirs hollandais de Phô-hien ou Phô-khach, près de Hưng-yen (Tonkin) au XVIIe siècle”，試著正確的考證日本商人訪越期間所推定的雲屯（Vân Đồn）區域。又，約1 年後，1938 年7 月刊行的「安南の史料に現はれたる顯貴の名に就て」（安南史料中顯貴之名）（『史學研究』第10 巻第1 号）此為1931 年5 月開始花了數年的準備的考證，這是因為金永鍵被黎懙（Lê Dư）問及「『大南寔録前編』中提到的日本名「顯貴」，是否是日本資料中的「白濱顯貴」？」，因而以『通航一覧』及『外蕃通書』的日方的史料為依據，推論出二者為16 世紀的同一人的可能性很高。此外，金永鍵對16 世紀後半起，日本基督徙為了逃避鎮壓，移居越南所建設的「日本町」深感興趣，並成為其研究領域［金J 1939a］。
 |
| 西山朝的泰德通寶的形式 |
金永鍵也關心由16 世紀到17 世紀越南和日本貿易關係。西山朝（Tây Sơn, ）利用17 世紀日本人在越南建造的松本寺釣鐘鑄造泰德通寶［金J1938］。並且，具體論證同一時代河內和興安（Hưng Yên），日本商人的活動狀況［金J 1939b］。
金永鍵的越日關係史研究，亦擴展至占婆王國的研究。1938 年5 月17 日的夜晚，在河內完稿，翌年發表在『震檀学報』的「安南普陀山名考」，內容為1933 年金永鍵和喬治賽德斯一起到峴港的普陀山（Phổ Đà）進行田野調查，利用在當地找到的各種碑銘及漢文資料，來考證普陀山名之由來，提出山名之由來為觀世音菩薩經常往来的印度山（Potalaka 或Potaraka ）之借音，而非1925 年A．Sallet博士所謂的「普陀山」是“La Montagne de l’universel
escarpement”的譯音［Sallet 1925: 9, 130］。但由於越南中部的研究，史料嚴重不足，因而轉為研究16 世紀末到17 世紀初期的占婆王國與日本的交流史［金J 1940］。
1940 下半年，曾由越南返韓，翌年活動場所就移往日本，此一時期金永鍵熱衷於介紹越南童話及傳說［金K 1941a: 4; 金J 1941b］，並著手越南傳統的多妻制度及佛教相關的研究［金J 1943b; 1943c］。1942 年到1943 年，間其研究成果出版了三冊單行本。由於金永鍵和杉本直治郞及松本信廣分別在1931 年和1933 年留河內期間相識，金永鍵以自己收集的各式各樣的越南南部相關的地圖為基礎，1942 年和杉本直治郞共同出版『印度支那に於ける邦人發展の研究』，翌年1943 年出版再出版了有名的『印度支那と日本との關係』(印度支那和日本的關係)［杉本・金1942: 1–2; 金J 1943a: 1］。
依『印度支那に於ける邦人發展の研究』(印度支那邦人發展的研究)所述，隨著日本和東南亞之間貿易活躍，停留在東南亞主要港口的日本人數日漸增加。 在「書末附圖」明白標示17 世紀初期，柬埔寨首都烏棟（Oudong）的外港（Ponhea-lu）及金邊都有「日本町」。接著，翌年刊行的『印度支那と日本との關係』(印度支那和日本的關係)，則是各個研究成果集大成，同時，補充越南和日本的關係，泰國歷史，或者是越南史本身等各種觀點，特別是增加越南和韓國交流史的新內容。如越南李朝的王子李龍祥（Lý Long Tường）的傳說，發表在1927 年2 月22 日的『朝鮮日報』中［『朝鮮日報』1927 年2 月22 日］。1936 年夏季，金永鍵造訪韓國的甕津，收集各種口傳資料，活用『花山君家寶』『花山李氏世譜』『花山君本傳』『甕津府邑誌』等各種資料，對於「李龍祥事蹟」的歷史化有相當的貢獻。
金永鍵另一個值得注目的功績是1942編纂『日・仏・安南語会話辞典』(日法安南語會話辭典)。這本辭典分為總論，文字，發音，文法及其特徴，慣用句，日常語例文，會話等，因內容包含了讀本，更高層次的價值是可以當作越語教材使用。特別是，這裡的讀本包含是選錄印度支那總督府的學務局（金永鍵譯為東法學政局（Nhà học-chính Đông-Pháp））所編纂成的兒童用的『國文教科書』「Tôi đi học」［我去上學］，「Cánh đồng nhà quê」（田園），「Sài Gòn và Chợ Lớn」（西貢和堤岸），及由『國文史記教科書』所選錄的「Ông Nguyễn Kim」［阮淦翁］，及南風（Nam Phong）雜誌所刊行的范瓊的論説，一靈（Nhất Linh）的小説Đoạn Tuyệt（斷絕），阮攸（Nguyễn Du）的Kim Vân Kiều（金雲翹），金永鍵希望讀者可以經由越語的學習過程，同時理解越南的日常生活，歷史及文學。
但在，1946 年11 月以後，金永鍵就不再進行任何有關越南相關的研究。只有在『語錄』中看得到越南及東南亞相關的簡短記錄。例如藉著描述印度支那總督主辦的舞會中，南方皇后冷冷的拒絕邀舞一事，
提到我想去南洋。我溶入物質及經濟社會制度尚末發達，保有原始單純生活人們的社會，研究他們的情感心理。［金K 1948: 29, 33］，進而模索東南亞研究相關的人類學的方法論。
由於解放前後韓國政局及他自己的選擇，金永鍵的越南研究看不到任何進展。其間， 金永鍵在1945 年11 月15 日的「朝鮮文學建設本部」的機關報『文化戰線』創刊号上，以站在世界文化的任務的立場，「第一，協助復原及發展被帝國主義國家占領，受戰爭禍害的諸地區，第二，協助殘留的反動的諸國家和對其文化的闘争」［金K 1945b］。金永鍵基於反帝國主義的連帶意識，1946 年12 月底的『朝鮮日報』訪問中，介紹和「越南」的人民抗爭有同病相憐的情感，希望可以注重與韓國的命運相似的「越南」［金K 1946a］。但是，儘管當時「越南」請求國際信託，但不被國際問題化，結果1946 年2 月，承認「越南共和國」的自治政府，及法國國內總的勝利的共和黨内閣，預計可以圓滿的解決滿足「越南人」要求，左右兩陣營以「讓歩和協調」為原則提唱「民族統一戰線」，深深的埋没韓國的現實政治，金永鍵支持左翼陣營的信託統治，可知其角色的艱辛［金K 1946b］。
在這樣的情況下，金永鍵翻譯喬治賽得斯(George Coedès)的論文，1947 年5 月發表在『震檀學報』第15 号「七至 十三世紀的南海帝國」，這意味著什麼呢？所有的問題，在1941 年5 月的「南洋和列國的統濟活動」一文中，比較檢討泰國，印度支那，葡萄牙領地的東帝汶，荷蘭佔領諸島的經濟狀況之殖民地宗主國政策關連性，試著說明東南亞區域總括的相近性，明確說明親自執筆的動機如下［金K 1941b; Coedès 1947: 150］。
我有一很大的願望，希望可以在喬治賽得斯博士過世之前，再見了他一面，接受他淵博學識的薫陶，就算我的願望無法實現，今後，他浩瀚的印度支那和南海史研究，成為我在「東西文化交渉史上的南方地位」之研究的「出發點」，因此，我的手要快一點翻譯，再修正在別的地方已發表的文章，以韓文發表。
再者，金永鍵以東西文化交渉史上的南方地位為研究出發點，原定在『震壇学報』第17 号上發表一篇「南方文化研究」的論文，在編集待印時，爆發了6・25 事變（朝鮮戰爭），原稿燒毀在兵火之中［李丙燾 1949: 280; 震檀學會 1994: 21, 91］。金永鍵以越南為出發點所發展出的研究，期待擴展到全東南亞。解放以後，動盪的政局中，金永鍵熱情的投身現實政治，參加活動，戰亂的混亂之際，他永遠不可能持續的實現其學問的成果。
小結
筆者試著以本稿，儘可能的追尋1920 年代後半起金永鍵的生涯，檢討他的越南研究和意義。一位受左派思想影響的文學青年的人生，因1931 年滯留在河內的契機，而迎向轉機。日籍的法國遠東學院韓國圖書館員，依其10 年的當地經驗，熟悉越南社會的歷史和文化，成為跨領域的「越南學」研究先趨。1930 年代開始到韓國解放前， 金永鍵豐富的研究成果問世，但其後經歷1945 年解放前後「轉變無常」的現實屈折，開拓「南海史」研究之「東南亞學」任務，殘留著未完成的狀態。
值得注意的是從「越南學」擴大認識「東南亞學」，「朝鮮學」存在於金永鍵內在的實際訓練過程。金永鍵應該是受到文一平的「朝鮮語」，以朝鮮史為首的純朝鮮文學［文 2001: 15–16］之影響，1946年，曾提案「朝鮮學」發展的必要條件，應收集朝鮮相關的外國史料［金K 1947: 3–4］。
事實上要實現他的主張，現實的情況下，有很多的難關，1948 年所發行的『黎明期の朝鮮』（黎明期的韓鮮）之著作，是金永鍵努力具現化「朝鮮學」架構的作品。採用對外交流史書的內容，在越南研究中，反應了筆者個人的關心。在越南10 年間，透過外國學的研究所得到各式各樣的經驗， 試著確立適用的「朝鮮學」，接著檢討「朝鮮學」研究中，尚有很多未知的「朝鮮」對外關係。對金永鍵而言，想更進一歩的擴大視野，應該促使他想回到「東南亞」 吧！
金永鍵的「東南亞」回歸過程，喚起他極感興趣之「朝鮮」和「東南亞」的學問性的互通性。例如，黎懙與來自韓國的同事金永鍵有很深的學問交流，並曾表示對「朝鮮」有很深的理解，進而成為金永鍵的執友。二人的交友關係，適用於金永鍵的越南研究等與黎懙的李龍祥（Lý Long Tường）的研究，1942 年實現其成果。同樣的關心兩國交流史的同事陳文玾Trần Văn Giáp，也翻譯了很多朝鮮和越南使節交流的諸多詩文。又，1959 年陳文玾Trần Văn Giáp訪問平壤時，在當地收集了許多李龍祥的相關資料，回國後介紹給潘輝黎（Phan Huy Lê）教授，Phan Huy Lê因而開始研究12 世紀以後抵高麗之越南出身的旌善李氏。
本稿介紹的1930–40 年代金永鍵的越南研究，並不是一個人學問的成果的終點。他是努力的先趨，因為解放後政治混亂，研究無法被繼承， 1960 年代後半開始才慢慢的再度受到重視，公認他為韓國和越南關係史研究， 提供了貴重的研究基礎。再者，在越10 年間，他形成越韓兩國知識人的學問性的連結網絡，成為越南同事的「韓國學」研究的重要出發點，以相互提攜的共存面向來看，激勵了少現在東南亞研究者。
沒有留言 :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