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24日 星期一

廣肇醫院

廣肇善堂碑--photoed by Michael Arnold 2014 










        由於一張照片「廣肇善堂」的石碑至今尚立在堤岸阮智芳街Đường Nguyễn Trấi和福興街Đường phuóc Hưng的交叉口不由的引起我的好奇,意外的是我居然找到資料,既然找到了,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廣肇善堂」為廣肇醫院」的前身,建於民國前五年(西元1907)3院址在提岸光中路493(舊為梅山街)。當時堤岸區疫症流行,患者苦無棲身求醫之所,廣肇幫幫長霍紹雄及僑領馮寅初、陳維有、葉次衡,向法屬殖民政府申請核准,將堤岸梅山街穗義祠舊址改建爲留醫善堂廣肇善堂,以收容病僑。草創之始,設備簡單,至同年6月請香港醫生南來經費由西貢堤岸兩廣肇帮公所援助。

        1908,公所決議四、六分擔,後該院經費又得公餘小俱樂部之助,於是增聘醫生一人,而施藥室同時成立。後由葉伯行、李卓峰諸君等擧行演劇籌款,乃建保和病院,隨後又增建風雨亭」。

        1919天花症流行,病僑留醫日衆,乃發起募捐運動,成績可觀;於是保安、保寧、適康暨傳染病院、吉祥神經病院得以次第興建,同時,簡照南及孔照昆仲以其先翁銘石公名義,建銘石女院全等病院

        1921年冬,各病院先後落成,逐補行開幕典禮,正式改名為「廣肇醫院」。由於當時該院各董事以醫院無恒產,爲永久計,乃提倡購置堤岸水兵街店舖二十三間以為孳息


1958年堤岸廣肇醫院







      
       1958年「廣肇醫院」的大門,門口還有二輛三輪車,越文是Y Viện Quảng Đông 」(廣東醫院), 今日已成為阮智芳醫院

1922年,購置堤岸梅山街及福興街屋宇共二十五間

1928年,又續購拉架街、福興巷、福來巷、積善巷屋宇共五十九間

1930年,又增建女留醫病院一座

1935年,因經費不敷,該院主席何禹疇發動月捐,順利進行,建築全院圍牆、道路、涼亭、石凳,整頓環良衛生,面目一新。嗣後該院主持人對院務積極發展,群策群力,建樹良多。

         該院中西醫藥倶備,門診部每日就診者約七八十人,每月留醫之男女病僑約四百衆全院計有中西醫師、護士、男女職員工役,計八十二人。



1970年的廣肇醫院,照片由Eddy Hsu提供

Cholon's Quảng Triệu Community Hospital
                                                                                                              
         On the corner of Nguyen Trai and Phuoc Hung stands a solid stone column inscribed with the words 廣肇善堂. I recently saw it in a photograph, and so I decided to uncover its history. My investigations showed that it marks an area owned by the Quảng Triệu (廣肇) community in order to fund their hospitals.

        According to historical records, the 廣肇善堂 was built in March 1907. At that time, epidemics were spreading throughout the Cholon area, and it was beyond the capacity of existing hospitals to deal with the urgent demand for treatment. Leaders of the Quảng Triệu community asked the French colonial government for their approval to construct a small hospital, which was then called the「留醫善堂」. In the beginning, the hospital had only basic equipment, although by June they had engaged a doctor from Hong Kong. Funding for the hospital came from both the Quảng Triệu community hall of Saigon and the Quảng Triệu community hall of Cholon.

       In 1908, the「保和病院」and「風雨亭」were also constructed. Then in 1919, due to a smallpox epidemic and increasing numbers of patients, the Quảng Triệu community hall held some fundraising activities and received quite a lot of money, allowing them to construct the「保安」、「保寧」、「適康暨傳染病院」 (Hospital for Infectious Diseases)、「吉祥神經病院」 (Neuropathy Hospital) and「銘石女院」 (Women’s Hospital).

        In 1921, after all of the hospitals were completed, the name of the complex was officially changed to the 「廣肇醫院」Y Viện Quảng Đông (Cantonese Hospital) during the opening ceremony. At that time, the directors of the hospital realised that the hospital needed to find a stable form of funding, and accordingly purchased 23 shops on 水兵街 (Dong Khanh). In 1922, they purchased a further 25 houses on 梅山街 (now Nguyen Trai) and 及福興街 (now Phuoc Hung), where the stone marker now stands to mark the boundary line of the territory owned by the hospital board.

          In 1928, the hospital administration purchased 59 houses on 拉架街、福興巷、福來巷、and 積善巷. Another women’s hospital was then built in 1930. Even so, funding for the hospital proved insufficient by 1935, at which time the leaders of the Quảng Triệu community hall began to source monthly donations to reconstruct the hospital.

        As the hospital belonged to the Quảng Triệu community hall, they selected the director of the hospital from amongst their community, and the funding for the hospital was sourced from rents from hospital-owned buildings, support from the directors, donations from the Cantonese community, and sometimes from theatrical fundraising events.


        In 1955,according to the policy of the South Vietnamese government, Chinese names could no longer be used in South Vietnam, and so the hospital name was changed to Nguyễn Tri Phương hospital, as it is still known today. The hospital was nationalised in 1975.

2014年11月22日 星期六

台灣板橋林本源家族之林柏壽貢黃文華家族之黃仲訓結緣於鼓浪嶼?

        在1943年台灣總督外事部編的『支那事變大東亞戰爭之對南方施政狀況』一書中指出,「為了要求在西貢的華僑協助提供糧食給日軍,1942年3月請台灣資本家林柏壽及林熊祥二位代表台灣總督府赴西貢,與其友人黃仲訓將停業的二家碾米廠再行營業。台灣總督府和當地的內山公使諸般斡旋之下,日本軍方, 外務省及台灣總督府達成協議,6月 3日林柏壽和三位人員由廣東經空路出發,台灣總督府的關係官高江理事務官和一名人員任軍囑託,7月1日由台出發進行合作計畫指導,對於西貢華人的溝通有相當的成效。」

        由此可見,板橋林本源家族的林柏壽和林熊祥與黃仲訓為舊識。上一個世紀 , 台灣板橋林家和越南西貢的黃文華家族,一個在台灣的家族和一個在越南的家族,究竟是如何相遇呢 ?

        1894年甲午戰爭之後,日本接管台灣,林維源避居廈門鼓浪嶼,四子林柏壽於 1895年12月出生於廈門鼓浪嶼。林維源在鼓浪嶼興建了一座名為小板橋的別墅。黃仲訓和黃仲讚兄弟出生於廈門,20世紀初,黃家在鼓浪嶼開設「黃榮遠堂地產公司」,並且擁有許多別墅。以黃仲訓善交際,閩南話更為其共通語言,應該是在廈門與林維源家族相識。

        林柏壽有二位女兒,長女林紅蘅(1916);次女林紅芸(1919)。長女林紅蘅,其夫婿為吳鴻裕,1938年,擔任日本海軍武官府上海復興部聯絡官(許雪姬,2012)。1942年,林柏壽和女婿吳鴻裕到越南西貢設立「源遠公司碾米廠」,林柏壽任董事長,吳鴻裕任經理,股東為林妻陳瓊枝及長女林芳蘅(外交部檔案清理越南日產中的記錄)。林柏壽的公司受到黃仲訓家族及日本駐西貢軍方的諸多協助,林柏壽為越南黃仲訓 (Hui Bon Hoa家族)的友人,再者林柏壽和吳鴻裕實為日方前往越南設廠。

         次女林紅芸,適黃慶杓( Hui-Bon-Hoa Khien Piau Pierre)。黃慶杓即黃仲讚之子,年少時留學巴黎,由於是仲讚家最早到巴黎留學的人,因此,照顧多位後來才到巴黎留學的黃家晚輩。黃慶杓曾來台灣住過一段時間,並接手岳父林柏壽的事業,曾任台灣水泥公司的董事,後至香港創立台泥國際集團有限公司,並且舉家居住於香港。林柏壽晚年,亦到香港與二女兒二女婿一同生活。

        有關黃慶杓的記錄,1967年,環球水泥公司因越戰轉趨激烈,決定組團前西貢推廣外銷,當時承蒙林柏壽先生的女婿黃慶杓的招待,一行人住在黃府一個多禮拜(吳尊賢回憶錄記)。

        台灣的板橋林家和西貢Hui Bon Hoa 家族應結緣於鼓浪嶼。
 
參考資料:
台灣總督外事部編,《支那事變大東亞戰爭之對南方施政狀況》,1943年。
外交部,(清理越南日產),《外交部檔案》,1946年。
許雪姬,〈1937-1947年在上海的臺灣人〉,《臺灣學研究》,第13期,2012年6月,頁13。



2014年11月18日 星期二

1930-40年代金永鍵和越南研究(三) 越南研究

        趙興國強調金永鍵的東南亞研究的特質,是配合日本大東亞共榮圈[趙 2001: 49]。但是檢討金永鍵的河內足跡及越南研究的成果,趙興國的評價似乎言過其實。

        首先,金永鍵在雖是日本國籍,但除了在日本的學術期刊上發表之外,並不是使用日語發音「Kin Ei-Ken」的名字,而是使用韓國名「Kim Yung-kun」來發表文章。再者,製作日本和韓國相關圖書目錄時,因1910 年日本合併了韓國之後,「漢城」的地名改為「京城」,金永鍵因而一律改為「Seoul」來做標記。同時,出版年度的標記上,不使用日本的「大正」及「昭和」的年號,而只使用西曆年做標記。這些例子顯示,金永鍵在離開殖民地的祖國,至少在河內的自由環境中,可以間接的努力表現出韓國人的民族主義。

        金永鍵的越南研究,可追溯到1932 年左右。1932年7 月,金永鍵介紹法國遠東學院的發展過程及近況,1934 年10 月在『靑年朝鮮』發表「東洋學史論」,言及東洋學中的中國學,印度支那學,及印度學的重要性,為了理解印度支那文化,主張必要仔細的檢討印度文化及中國文化的二大要素[金J 1932: 125–135; 金K 1934: 17–19]。這個觀點,反映了法國遠東學院研究員的研究的方向,而後金永鍵的越南研究,更具體的在韓國宣傳越南。

       
創立於1920年 4月 1日的東亞日報,至今仍為韓國重要的日報







        首先,1936 年7 月1 日及12 日,在『東亞日報』連載以「安南遊記」為題的7 編系列報導。1 日和2 日發表「安南遊記:安南의 文壇」[安南遊記:安南的文壇],首先說明越語發展的過程,並論述越南文壇的情況。對金永鍵而言,「安南語」和中文同樣是單音節語言,越南的官方語言喃(Nôm)語最為相似,並舉列詳細說明。如越語「三」這個字讀音是(ba),以「巴」表音,「三」表義,將二個字合起來書寫就成為三的意思 。再者,介紹喃語的代表性作品『金雲翹』。



南風雜誌1917年第一期













         同時,介紹發展及統一越語羅馬拼音表記國語(quốc ngữ)的重要人物范瓊(Phạm Quỳnh)的[南風]雜誌,著名的法語翻譯家阮文榮(Nguyễn Văn Vĩnh),黎懙(Lê Dư):以活躍於文壇的漢學者,更言及年輕的文人們所組成的「自力文壇」的活動,及越南的演劇藝術文化。



范瓊--南風雜誌的主筆


阮文榮, 重要的法語翻譯者
       接著,1936 年7 月3 日,5 日,7 日,9 日的『東亞日報』上,陸續發表「安南遊記:安南의古都」[安南遊記:安南的古都],介紹到18 世紀末止,河內是越南首都及文化中心的歷史及其周邊地區的歷史。10 日及11・12 日,各介紹了「安南遊記:占城의 文化」[安南遊記:占城(占婆)的文化]及「安南遊記:安南의 서울 順化」[安南遊記:安南的都城,順化]為主題,介紹中部峴港為中心向南發展的占婆王國歷史,順化(Huế)自19 世紀初成為阮朝首都發展的過程。

         金永鍵在『朝鮮日報』也作了相同的越南介紹。1937 年2 月14 日開始至19日止,分五次刊登在「安南通信」,為了引發讀者的興趣,描述始於中國的炎帝・神農氏至越南建國的神話故事。
張登桂像

   




        此外,金永鍵在河內期間累積了相當的越南知識,相繼發表了越南和日本關係史領域的正式研究成果。其最顯著的例子,當以1936 年11 月發表的「日本見聞録について」(日本見聞錄)為例(『民族學研究』第2 卷第1 号)。述及農曆1815 年4 月鄧有杯(Đặng Hữu Bôi)及 阮惟寶(Nguyễn Duy Bảo)等人,由西貢出發到順化的途中,遇到風浪,漂流到日本九州的某處,記錄了在當地見到的各種風俗,制度,文物等文章。1828 年,朝廷官吏張登桂(Trương Đăng Quế)以『日本見聞錄』為題,再度整理的成抄本。金永鍵發現了在法國遠東學院保存的8張小抄本,標上標點符號,並且翻譯成日本語[松本 1936: 66–67]。

        另一方面,有關日本人的越南渡航記錄,1937 年8 月,在『歷史學硏究』發表「雲屯と日本人」(雲屯和日本人)的論文。金永鍵依據Gustave Dumoutier在1895 年的
Bulletin de géographie historique et descriptive(Paris, vol. 10)上所發表之“Les comptoirs hollandais de Phô-hien ou Phô-khach, près de Hưng-yen (Tonkin) au XVIIe siècle”,試著正確的考證日本商人訪越期間所推定的雲屯(Vân Đồn)區域。又,約1 年後,1938 年7 月刊行的「安南の史料に現はれたる顯貴の名に就て」(安南史料中顯貴之名)(『史學研究』第10 巻第1 号)此為1931 年5 月開始花了數年的準備的考證,這是因為金永鍵被黎懙(Lê Dư)問及「『大南寔録前編』中提到的日本名「顯貴」,是否是日本資料中的「白濱顯貴」?」,因而以『通航一覧』及『外蕃通書』的日方的史料為依據,推論出二者為16 世紀的同一人的可能性很高。此外,金永鍵對16 世紀後半起,日本基督徙為了逃避鎮壓,移居越南所建設的「日本町」深感興趣,並成為其研究領域[金J 1939a]。

西山朝的泰德通寶的形式




        金永鍵也關心由16 世紀到17 世紀越南和日本貿易關係。西山朝(Tây Sơn, )利用17 世紀日本人在越南建造的松本寺釣鐘鑄造泰德通寶[金J1938]。並且,具體論證同一時代河內和興安(Hưng Yên),日本商人的活動狀況[金J 1939b]。


         金永鍵的越日關係史研究,亦擴展至占婆王國的研究。1938 年5 月17 日的夜晚,在河內完稿,翌年發表在『震檀学報』的「安南普陀山名考」,內容為1933 年金永鍵和喬治賽德斯一起到峴港的普陀山(Phổ Đà)進行田野調查,利用在當地找到的各種碑銘及漢文資料,來考證普陀山名之由來,提出山名之由來為觀世音菩薩經常往来的印度山(Potalaka 或Potaraka )之借音,而非1925 年A.Sallet博士所謂的「普陀山」是“La Montagne de l’universel
escarpement”的譯音[Sallet 1925: 9, 130]。但由於越南中部的研究,史料嚴重不足,因而轉為研究16 世紀末到17 世紀初期的占婆王國與日本的交流史[金J 1940]。

  1940 下半年,曾由越南返韓,翌年活動場所就移往日本,此一時期金永鍵熱衷於介紹越南童話及傳說[金K 1941a: 4; 金J 1941b],並著手越南傳統的多妻制度及佛教相關的研究[金J 1943b; 1943c]。1942 年到1943 年,間其研究成果出版了三冊單行本。由於金永鍵和杉本直治郞及松本信廣分別在1931 年和1933 年留河內期間相識,金永鍵以自己收集的各式各樣的越南南部相關的地圖為基礎,1942 年和杉本直治郞共同出版『印度支那に於ける邦人發展の研究』,翌年1943 年出版再出版了有名的『印度支那と日本との關係』(印度支那和日本的關係)[杉本・金1942: 1–2; 金J 1943a: 1]。

  依『印度支那に於ける邦人發展の研究』(印度支那邦人發展的研究)所述,隨著日本和東南亞之間貿易活躍,停留在東南亞主要港口的日本人數日漸增加。 在「書末附圖」明白標示17 世紀初期,柬埔寨首都烏棟(Oudong)的外港(Ponhea-lu)及金邊都有「日本町」。接著,翌年刊行的『印度支那と日本との關係』(印度支那和日本的關係),則是各個研究成果集大成,同時,補充越南和日本的關係,泰國歷史,或者是越南史本身等各種觀點,特別是增加越南和韓國交流史的新內容。如越南李朝的王子李龍祥(Lý Long Tường)的傳說,發表在1927 年2 月22 日的『朝鮮日報』中[『朝鮮日報』1927 年2 月22 日]。1936 年夏季,金永鍵造訪韓國的甕津,收集各種口傳資料,活用『花山君家寶』『花山李氏世譜』『花山君本傳』『甕津府邑誌』等各種資料,對於「李龍祥事蹟」的歷史化有相當的貢獻。

  金永鍵另一個值得注目的功績是1942編纂『日・仏・安南語会話辞典』(日法安南語會話辭典)。這本辭典分為總論,文字,發音,文法及其特徴,慣用句,日常語例文,會話等,因內容包含了讀本,更高層次的價值是可以當作越語教材使用。特別是,這裡的讀本包含是選錄印度支那總督府的學務局(金永鍵譯為東法學政局(Nhà học-chính Đông-Pháp))所編纂成的兒童用的『國文教科書』「Tôi đi học」[我去上學],「Cánh đồng nhà quê」(田園),「Sài Gòn và Chợ Lớn」(西貢和堤岸),及由『國文史記教科書』所選錄的「Ông Nguyễn Kim」[阮淦翁],及南風(Nam Phong)雜誌所刊行的范瓊的論説,一靈(Nhất Linh)的小説Đoạn Tuyệt(斷絕),阮攸(Nguyễn Du)的Kim Vân Kiều(金雲翹),金永鍵希望讀者可以經由越語的學習過程,同時理解越南的日常生活,歷史及文學。

  但在,1946 年11 月以後,金永鍵就不再進行任何有關越南相關的研究。只有在『語錄』中看得到越南及東南亞相關的簡短記錄。例如藉著描述印度支那總督主辦的舞會中,南方皇后冷冷的拒絕邀舞一事,

  提到我想去南洋。我溶入物質及經濟社會制度尚末發達,保有原始單純生活人們的社會,研究他們的情感心理。[金K 1948: 29, 33],進而模索東南亞研究相關的人類學的方法論。

  由於解放前後韓國政局及他自己的選擇,金永鍵的越南研究看不到任何進展。其間, 金永鍵在1945 年11 月15 日的「朝鮮文學建設本部」的機關報『文化戰線』創刊号上,以站在世界文化的任務的立場,「第一,協助復原及發展被帝國主義國家占領,受戰爭禍害的諸地區,第二,協助殘留的反動的諸國家和對其文化的闘争」[金K 1945b]。金永鍵基於反帝國主義的連帶意識,1946 年12 月底的『朝鮮日報』訪問中,介紹和「越南」的人民抗爭有同病相憐的情感,希望可以注重與韓國的命運相似的「越南」[金K 1946a]。但是,儘管當時「越南」請求國際信託,但不被國際問題化,結果1946 年2 月,承認「越南共和國」的自治政府,及法國國內總的勝利的共和黨内閣,預計可以圓滿的解決滿足「越南人」要求,左右兩陣營以「讓歩和協調」為原則提唱「民族統一戰線」,深深的埋没韓國的現實政治,金永鍵支持左翼陣營的信託統治,可知其角色的艱辛[金K 1946b]。

        在這樣的情況下,金永鍵翻譯喬治賽得斯(George Coedès)的論文,1947 年5 月發表在『震檀學報』第15 号「七至 十三世紀的南海帝國」,這意味著什麼呢?所有的問題,在1941 年5 月的「南洋和列國的統濟活動」一文中,比較檢討泰國,印度支那,葡萄牙領地的東帝汶,荷蘭佔領諸島的經濟狀況之殖民地宗主國政策關連性,試著說明東南亞區域總括的相近性,明確說明親自執筆的動機如下[金K 1941b; Coedès 1947: 150]。

        我有一很大的願望,希望可以在喬治賽得斯博士過世之前,再見了他一面,接受他淵博學識的薫陶,就算我的願望無法實現,今後,他浩瀚的印度支那和南海史研究,成為我在「東西文化交渉史上的南方地位」之研究的「出發點」,因此,我的手要快一點翻譯,再修正在別的地方已發表的文章,以韓文發表。

         再者,金永鍵以東西文化交渉史上的南方地位為研究出發點,原定在『震壇学報』第17 号上發表一篇「南方文化研究」的論文,在編集待印時,爆發了6・25 事變(朝鮮戰爭),原稿燒毀在兵火之中[李丙燾 1949: 280; 震檀學會 1994: 21, 91]。金永鍵以越南為出發點所發展出的研究,期待擴展到全東南亞。解放以後,動盪的政局中,金永鍵熱情的投身現實政治,參加活動,戰亂的混亂之際,他永遠不可能持續的實現其學問的成果。


小結

        筆者試著以本稿,儘可能的追尋1920 年代後半起金永鍵的生涯,檢討他的越南研究和意義。一位受左派思想影響的文學青年的人生,因1931 年滯留在河內的契機,而迎向轉機。日籍的法國遠東學院韓國圖書館員,依其10 年的當地經驗,熟悉越南社會的歷史和文化,成為跨領域的「越南學」研究先趨。1930 年代開始到韓國解放前, 金永鍵豐富的研究成果問世,但其後經歷1945 年解放前後「轉變無常」的現實屈折,開拓「南海史」研究之「東南亞學」任務,殘留著未完成的狀態。

        值得注意的是從「越南學」擴大認識「東南亞學」,「朝鮮學」存在於金永鍵內在的實際訓練過程。金永鍵應該是受到文一平的「朝鮮語」,以朝鮮史為首的純朝鮮文學[文 2001: 15–16]之影響,1946年,曾提案「朝鮮學」發展的必要條件,應收集朝鮮相關的外國史料[金K 1947: 3–4]。

  事實上要實現他的主張,現實的情況下,有很多的難關,1948 年所發行的『黎明期の朝鮮』(黎明期的韓鮮)之著作,是金永鍵努力具現化「朝鮮學」架構的作品。採用對外交流史書的內容,在越南研究中,反應了筆者個人的關心。在越南10 年間,透過外國學的研究所得到各式各樣的經驗, 試著確立適用的「朝鮮學」,接著檢討「朝鮮學」研究中,尚有很多未知的「朝鮮」對外關係。對金永鍵而言,想更進一歩的擴大視野,應該促使他想回到「東南亞」 吧!

  金永鍵的「東南亞」回歸過程,喚起他極感興趣之「朝鮮」和「東南亞」的學問性的互通性。例如,黎懙與來自韓國的同事金永鍵有很深的學問交流,並曾表示對「朝鮮」有很深的理解,進而成為金永鍵的執友。二人的交友關係,適用於金永鍵的越南研究等與黎懙的李龍祥(Lý Long Tường)的研究,1942 年實現其成果。同樣的關心兩國交流史的同事陳文玾Trần Văn Giáp,也翻譯了很多朝鮮和越南使節交流的諸多詩文。又,1959 年陳文玾Trần Văn Giáp訪問平壤時,在當地收集了許多李龍祥的相關資料,回國後介紹給潘輝黎(Phan Huy Lê)教授,Phan Huy Lê因而開始研究12 世紀以後抵高麗之越南出身的旌善李氏。

  本稿介紹的1930–40 年代金永鍵的越南研究,並不是一個人學問的成果的終點。他是努力的先趨,因為解放後政治混亂,研究無法被繼承, 1960 年代後半開始才慢慢的再度受到重視,公認他為韓國和越南關係史研究, 提供了貴重的研究基礎。再者,在越10 年間,他形成越韓兩國知識人的學問性的連結網絡,成為越南同事的「韓國學」研究的重要出發點,以相互提攜的共存面向來看,激勵了少現在東南亞研究者。

2014年11月14日 星期五

1930-40年代金永鍵和越南研究(二) 1940年以後在韓國及日本的活動


         1940年 10月,日軍佔領海防港,鑑於日法關係惡化,當時為日本國籍的金永鍵決定回日本。 翌年,遠東學院的院長懇請金永鍵回河內工作,但礙於日軍駐守河內,斷然拒絕返回河內。

         金永鍵離開越南後,居住處有記錄的地址如下:
1941 年10 月,東京市淀橋区戸塚1-49 日乃出館2 号
1942 年6 月10 日,東京市芝区白金臺町1-56藤山工業図書館
1943 年1 月,東京市本鄕区丸山福山町3  八淸莊28 号。
1946 年6 月,首爾紅把町120


         現存記錄的活動如下:

        1940年返回朝鮮後,整理自己的筆記,發表在『春秋』及『朝光』雜誌上。

        1941 年5 月28 日,在東京的學士會館,日本民族學會主辦的會員懇談會上,演講「印度支那人類研究所的事業及其意義」。

        1941年6 月,參加日本民族學會的會員懇談會。

        1941 年9 月,『春秋』第2 巻第8 号發表了「西伯利亞와 朝鮮의 移民」[西伯利亞和朝鮮移民],介紹自1863 年起的韓國人移民史。

        1942 年8 月,『春秋』第3巻第8 号,發表「海外에 紹介된『春香傳』」[在海外介紹的『春香傳』]

        1942 年10 月,『朝光』第8 巻第10号,發表「海外에 紹介된『直星行年便覧』」[在國外介紹的『直星行年便覧』]

        1943年,成為日本民族學會的會員。

        1944 年1 月,『朝光』第10 巻第1 号,發表「朝鮮外交史의 一端」[朝鮮外交史的一端]。論述1886 年6 月至1887 年5 月間, 朝鮮和法國的外交交渉状況。金永鍵受了民族主義史學者文一平(1888–1936)及1934 年5 月創立的震檀學會的影響,開始關心朝鮮對外關係史。金永鍵雖然本身不是研究朝鮮史,但想將自己在外國文獻上所學到的朝鮮相關史料介紹給朝鮮人。

        1945 年8 月16 日,日本殖民地統治結束的翌日,金永鍵前往首爾仁寺洞太華亭,參加震檀學會臨時總會,並當選常任委員。10 月29 日開始任韓國國立教科書編纂研究委員會的代表,和震檀學會委員長的宋錫夏,李定根及李源朝一起工作。但由於解放後,韓國政局尚不穩定 ,並不利於研究工作。此一時期,金永鍵除了震檀學會的研究活動以外,便積極提携左派的文學作家。

        1945 年9 月17 日,「朝鮮無產階級文學同盟」創立,金永鍵和金台俊,林和等當選組織委員。

         1945 年10 月22 日,「新藝術家協會」組成,擔任評論家。

        另一方面,金永鍵努力促進原本對立的兩個組織「朝鮮文化建設中央協議會」和「朝鮮無產階級藝術同盟」合併,終於在1945年12 月13 日合併成「朝鮮文學家同盟」,金永鍵擔任「朝鮮文學家同盟」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書記長,並受選為全國文學者大會的準備委員。

         1946 年春到秋,他參加「朝鮮文學家同盟」李泰俊副議長於1946 年3 月25 日創刊的『現代日報』,外國通信的負責人。

        1947 年,金永鍵的活動,以「全國文化團體總連盟」(簡稱:文連)為中心。此為左傾陣營,以文學家同盟為中心,結合各種文化藝術團体的文學者連盟。

        1947 年2 月,金永鍵於當選為文連代表。
     
        1947 年3 月17 日,民主主義民族戰線歡迎「世界勞動聯盟遠東調査團」訪韓的訪問團,民主主義政黨團體聯合世界勞動聯盟遠東調査團組織歡迎準備委員會,由金永鍵任接待部委員。

        1947 年8 月,首爾白楊堂所刊行的金永鍵的『語錄』一文。金永鍵在「序」中撰以『語錄』的副題「一九四二―一九四四年的遺書」。主要是對資本主義社會的道德批判,同時,清算自己過去追求新的倫理及道德規範。

        1947 年9 月,發表「巴里시대의 홍종우 : 불국문헌에서」[巴里時代的洪鐘宇:法國文獻]

        1948 年,金永鍵的左派活動發生了危機。南朝鮮勞動黨的幹部,原文連的指導者林和都前往北韓,金永鍵代理其職務,成為文連的委員長。

        1948 年2 月13 日,金永鍵向北韓報告組織的衰退,此為最後一次的活動記錄。

        1948 年3 月,再啟對外關係史的研究,發表「壬辰倭乱과 遣日使節」[壬辰倭乱及遣日使節]一文。

       1948 年6 月,發表『文化와 評論』(文化和評論)。

       1948 年7 月,發表『黎明期의 朝鮮』(黎明期的朝鮮)。

       1949 年1 月,發表「한글에 關한 斷想」(韓國相關的斷想),則為最後公開發表的文章。


       韓國解放前到1949年,金永鍵發表的論文除了朝鮮對外關係,文學方面也有顯著的成果。

2014年11月13日 星期四

1930-40年代金永鍵和越南研究(一)早期的經歷和BEFEO(Bulletin de l'Ecole Francaise d'Extreme-Orient)

"金永鍵"是誰?

         在我讀完金永鍵先生在1939年所著的「佛領印度支那東京興安に於ける舗客に就いて」(法屬印度支那東京興安的舖客)一文,利用越南的史書做了詳細的分析調查,至今我看到對舖憲做最完整的研究!因此,不禁的想了解金永鍵的一生。

       韓國仁荷大學韓國學研究所學者尹大榮(YOUN Daeyeong)對金永鍵做了詳細的調查研究,在韓國的『東南亞研究』期刊(The Southeast Asian Review,韓國東南亞學會)第19巻3 号(2009 年10 月),發表"1930‒40 年代金永鍵和越南研究"一文,將他的一生做了深度的介紹。李美智將其譯成日文"1930‒40年代の金永鍵とベトナム研究",發表在2010 年12 月京都大學出版的"東南アジア研究"期刊第48 巻3 号中。


以下僅就文章內容做部份整理摘譯

在河內工作時的金永鍵, 1931年的朝鮮日報

一、早期的經歷和BEFEO(Bulletin de l'Ecole Francaise d'Extreme-Orient, 法國遠東學院期刊)

        1910年3月18日,金永鍵出生於京城通人町(今之首爾鍾路區通人洞)。父親為金定鉉,曾擔任黃海道延安、 海州、甕津、延白地區的郡守,及任黃海道地方土地調查委員會臨時委員,日據時期轉任朝鮮總督府中樞院調查科囑託。

        1927年3月,畢業於京城第二公立高等普通學校。畢業後,前往上海及南京攻讀法國文學,回到韓國後,在京城的法國領事館工作。

喬治賽德斯George Coedès博士






     
        1931 年,認識喬治賽德斯George Coedès博士,並前往河內的法國遠東學院工作。1931年4月14日,由韓國搭船出發,經神戶抵法屬印度支那。


       
BEFEO


     


        1931年到 1940年,金永鍵在河內的法國遠東學院擔任圖書館員,並且著手做了很多研究,主要的著作都發表在BEFEO期刊上。

        1931年,金永鍵解說『平家物語』法文譯本,並與同事陳文玾(Trần Văn Giáp)共同執筆完成書評,發表在在BEFFEO第31卷。同年, 和喬治賽代斯(George Coedès)及陳文玾共同介紹佛教相關的研究成果。


阮文要(Nguyễn Văn Tố)


 









     1932年,法國遠東學院彙報中記錄,法國遠東學院的助手有金永鍵、阮文要(Nguyễn Văn Tố)、阮文寬(Nguyễn Văn Khoan)、陳文玾(Trần Văn Giáp)等人。

        1932 年5 月1 日,成為法國遠東學院正式職員,取代當地職員黎懙(Lê Dư)成為日文書籍圖書室的助理圖書館員(bibliothécaire-adjoint),負責管理日本和韓國資料。


        1932 年,發表伊逹光美的『日本寺院法論』(東京: 厳松堂書店, 1930)書評。
     
        1933 年9 月,著手調查日本在在越南的歷史遺跡,前往會安,做日本町的研究。
     
『十七世紀に於ける日暹関係』

     







     
  1934 年,發表郡司喜一的『十七世紀に於ける日暹関係』(十七世紀日暹關係)(東京: 外務省, 1934)書評。

     



        1936 年4 月,任日本圖書室主任。

        1936年,金永鍵訪問韓國,促進法國遠東學院及韓國普成専門學校的文化交流。當時,普成專門学校送上新羅磚瓦及高麗磁器,和河內的法國遠東學院交換考古遺物,民俗遺物,美術品等。

        1937 年4 月,發表「安南河內通信」,論述今後『한글』(朝鮮語学会機関誌)上發表韓國學的領域。

     
Paul Mus












         1937 年9 月,受法國遠東學院的主任秘書兼圖書館員(secretaire bibliothecaire general)保羅(Paul Mus)的邀請,重啟研究Noel Peri未完的研究”16.17 世紀的印度支那和日本的關係本”,特地到老港口蜆港及會安做調查。





Noël Peri, 二十世紀初期,研究16-17世紀日本和印度支那關係的重要人物



        1937 年,在遠東學院裡創立考古學分科時所拍攝記念的二張照片中,金永鍵和Louis Bezacier),副院長(Victor Goloubew),院長(Madeleine Colani),(Pierre Dupont),(Jean Manikus  ),(Paul Lévy)等人共同拍照,顯示他的圖書館館員及研究者的專業受到肯定。

        1931 年到1939 年止,金永鍵贈予法國遠東學院多種類別的書籍,合計72種,單行本52 種,學術雜誌11 種,論文9 種。内容分類依其多寡順序為歴史類、語學類、文学類、辭典類、書目類、哲学類、考古類、族譜類等。

        金永鍵似乎比較關心歷史,語學,文學等類別。歷史類又集中於朝鮮史,越南和日本的關係史,香料相關的亞洲及西歐關係史。1937年,金永鍵促進朝鮮総督府和朝鮮中央佛教專門學校,寄贈法國遠東學院「朝鮮」相關的圖書及佛教系統書籍。韓國的韓語學者李允宰(1888–1943)定期寄送朝鮮語學會出版品給金永鍵,金永鍵讀後,轉贈給法國遠東學院。

       金永鍵在法國遠東學院展開日本文學,宗教學,史學,語言學等多領域之研究,曾將 Paul Pelliot在1904 年於BEFEO雜誌上發表的“Deux itineraires de Chine en Inde a la fin du VIIIe siecle” 一文中出現的地名,做成索引。值得一題的成就,金永鍵自1936年起,對韓語羅馬字表記法產生興趣,在法國遠東學院工作的同時,不斷的進行研究。在其逐漸的熟悉越語發音後,間接的得以確認韓文的羅馬字表字法。最後,終於可以活用越語的羅馬字表記法,得以向法國遠東學院的法人學者及越南關係者,傳達正確的韓語發音。1938 年,整理日本語公式的羅馬字表記(1937 年制定的訓令式羅馬字),法國遠東學院採用這種方式。









 







2014年11月11日 星期二

1950年代西貢森磨大道---西貢的中國街

森磨大道(Boulevard de la Somme)

       森磨大道Boulevard de la Somme原是西貢的內河河流,在法屬殖民政府都市計畫下,填河而成的新路,此為西貢城內直接通往西貢河河岸的重要大道。1926年的地圖,森磨大道一端通往西貢河,另一端則直通中央市場及西貢車站,有其地理位置上的優勢。依1950年代的資料,森磨大道上的林立著許多華商商號,主要是經營進出口業,似乎就是西貢的中國街1960年代,中華民國在西貢的駐越大使館就設於西貢咸宜大道與巴斯德街(đường Pasteur 的路口。1955南越共和國實行越化政策,路名更改為đài Lọ Hàm Nghi咸宜大道),至今之路名為đường Hàm Nghi

1926年的西貢地圖





1926年的地圖,森磨大道一端通往西貢河,另一端則直通中央市場及西貢車站,有其地理位置上的優勢。






森磨大道上的巴士站








便利的交通,
提高了森磨大道的重要性






1950森磨大道的街景




商家的招牌多以漢字書寫, 觀路人的服裝似多為華人







以下是1953年的森磨大道上的華商商號,依門號排序。
希望有人可以提供給我更多的訊息.

門號 商號名 業種別 國別
5 利怡隆 代理啤酒汽水生雪 中國
13 裕豐 代理啤酒汽水生雪 中國
19 成泰 服裝業 中國
27 光豐 出入口商 中國
32
39
法國殖民地金融公司,SFFC
Embassy of the United States
銀行
大使館
法國
美國
49 成發 京菓雜貨商 中國
50 永泰 臘味商 中國
51 錦成 顧繡業 中國
52 廣合馨 臘味商 中國
57-59 華南行 出入口商 中國
58 安合 臘味商 中國
59 華生 顧繡業 中國
60 廣太 生熟葯材 中國
61 聯孚 代理啤酒汽水生雪 中國
62 大生 生熟葯材 中國
64 源和興 京菓雜貨商 中國
65 亞洲 顧繡業 中國
66 廣生出入口莊 出入口商 中國
68 廣海 茶室咖啡店 中國
69 民眾 美容院 中國
70 永昌 糖菓餅食業 中國
71 聯豐 洋酒罐頭雜貨 中國
72 洞發大酒店 餐廳 中國
73 Bis 怡安祥 出入口商 中國
74 新和興洋酒行 洋酒罐頭雜貨 中國
76 怡泰 米谷商 中國
77 成記 生熟咖啡豆 中國
77 燕芳園 咖啡廳 中國
78 怡泰 豬肉商 中國
78 BIS 西安 單車代理商 中國
81 恆豐梘廠 肥皂廠 中國
81 華商 出入口商 中國
83 亞美火腿公司 臘味商 中國
83 余利生 出入口商 中國
84 南星 單車代理商 中國
85 龍東有限公司 出入口商 法國
 87-A, 87-B, 88 西安貿易社 出入口商 中國
90 漆油製造商會 商會 中國
89 共協單車行 單車代理商 中國
91B 怡和泰 蛋業 中國
91c 建南 洋酒罐頭雜貨 中國
96 建安 當鋪 中國
99 金寶利出入口行 出入口商 中國
102 廣和興 京菓雜貨商 中國
103 陳怡遠行 出入口商 中國
104 超群 生熟咖非 中國
106 黄恭記 菜種商 中國
108 義安 單車代理商 中國
112 德茗 生熟咖非 中國
116 順昌 瓷器商 中國
133 永京洋行 出入口行 中國
145 萬昌盛船務公司 海洋內河運輸業 中國
153 榮發 酒罐頭雜貨 中國
159 金嶺 酒店餐廳 中國
161 永光 洋酒罐頭雜貨 中國
185 大亞酒店 酒店餐廳 中國